防范基金公司道德风险的第一个层次，靠的是制度安排，即在制度上不能让人有可乘之机。在这方面，现代基金运作引入托管机制，采用委托人（基金持有人）、受托人（基金公司）和托管人（托管银行）三权分立、各司其职、互相制衡的制度安排，最大限度保证了委托人的财产不被挪用的风险。

　　然而，上述制度安排并不能杜绝基金公司内外勾结、输送利益的道德风险。原因很简单，基金公司不需挪用所管理基金资产，只需要通过高价接盘，同样可以达到输送利益的目的，而这种行为，可以解释为投资决策失误。因此，防范基金公司道德风险，仅仅依靠制度安排是不够的。

　　于是，问题又回到起点，即信托的原始含义———“值得信任所以委托”。这就要求基金投资者应该选择“好人”，即值得信任的基金公司，而基金公司的可信性首先来自于其股东的可信性。正是基于对这一点的认识，证监会才推出所谓“好人举手”的基金设立方式。

　　“好人举手”的基金设立方式，涉及到对基金公司股东管理的核心问题，这包括两个层次：首先是发起股东资格的管理，即要求基金公司的发起股东是“好人”；其次是行为的管理，即通过基金股权转让，引入“好人”，替代“坏人”，即使这“坏人”曾经是“好人”。从这个意义来说，正是得益于基金公司股权转让行为，才使得很多具备实力且值得信任的股东有机会入主，才使得打造基金“百年老店”成为可能。

　　但也不能放任基金股权转让过于频繁，因为这势必对基金运作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从国际实践来看，一家优秀的基金管理公司肯定专注于长期持续投资回报，而一家股权频繁变更的基金公司，不太可能有不错的投资回报。当然，更不能让“坏人”获得基金公司的控股权。

　　因此，对于基金公司股权转让行为，监管机构应慎之，基金公司应慎之，转让方与受让方更应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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