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时３０分，股市一开盘，付勇便开始给交易员下达买卖的单子。只见他同时操作三台电脑，一会儿从外网机上到股票行情分析机上，一会儿又回到下单机上，像战场上的将军一样，指挥着千军万马，手指在键盘上轻轻一动，不知又有多少亿资金进出了股市。２０分钟后，他打了个电话，让早已等候在外的平安保险公司的人进来交谈。

　　对于平安保险公司这样的机构投资者，一般是基金公司主动向它们推荐产品，这次客户主动上门，主要是看好东方精选的良好业绩，想建立长期关系。平安的两位投资人用了一个多小时问了几十个问题，付勇一一耐心地回答。一送走保险公司的人，付勇赶紧接通电脑视频，招聘一个远在台湾搞投资的先生，准备选拔股指期货方面的人才。

　　１１时３０分，上午工作结束。中午１时过后，付勇进入他一天中的第四项工作：阅读上百份券商的报告。国内外证券公司定期将有关各行业和上市公司情况的研究报告卖给客户。付勇把阅读大量报告作为锻炼自己的重要功课。他说：“我不一定是最好的基金经理，但要做最勤奋的基金经理。”

　　付勇的确够勤奋忙碌的了。下午３时，股市收盘前，他一边看券商报告，一边盯大盘，重要的报告打印出来晚上仔细研究。３时之后，完成盘后作业，筹划明天的下单计划。晚上，他有时会参加一些客户的应酬，或是聚会，通过这些活动，与投资者联络感情，与朋友交流信息。基金经理们通常都有一个有效的圈子交流信息，付勇也有自己的圈子。那天晚上他就有个聚会。没有聚会的时候，他有时吃完晚饭后就从西直门的家跑四五公里到办公室加班，既锻炼了身体，又做了工作。他告诉我，他是没有上下班概念的。

　　面对生活中的负面经历，付勇不仅不记恨，反而心存感恩

　　接触几日来，我琢磨着付勇，身在商海，却无市侩之气，反而透着儒雅朴实的气质。这是怎么回事？我终于从与他的交谈中找到了答案。

　　付勇祖籍湖南，从小就很聪明，４岁上学，１８岁大学毕业。当过中学数学老师，读的是北大的硕士和博士，在待遇不菲的银行工作，２００４年东方基金公司组建之时来到这里，如今成了投资界的精英。可是，就这样一个成功者，却走过比许多同龄人更艰辛的路程。

　　付勇出生于１９６８年，因“出身”不好，童年时，曾吃过不少苦头，光脚在雪地里被追赶；少年时期，他在煤矿长大，矿难发生有矿工死就响警报，警报声和哭声让付勇直到今天也难以忘怀；青年时期，为了考学，他毅然辞职，成了待业青年；研究生毕业后，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上北大的公费博士，但出现障碍差点没上成。

　　对这些负面经历，付勇不仅不记恨，反而心存感恩。他说：“父母一辈子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特别是母亲，是全国优秀教师，他们教育我一定要学会感恩。”感恩的情怀像法宝一样让付勇经过几十年风雨后反而磨砺出一颗健康宽容平和的心。同时，压力巨大的投资工作，也让他的承受力变得更强。他说：“有时一下子亏几个亿，只能坚强地挺住，才有可能把亏的钱再赚回来。”

　　基金行业频繁的业绩排名和业内口碑就是对基金经理最大的奖惩。三大证券类媒体和有关机构每天公布对所有基金业绩的排名，若排在后边，投资者可以随时赎回投资。每年各基金公司淘汰排在后１／４的基金经理。听人说，心理素质差的很快退出了，中等素质的硬挺着，只有心理和个人能力俱佳者，才会从压力中脱颖而出。

　　“压力这么大，您打算干多久？”我问。

　　“干到老。压力再大，没有超过我对这份工作的热爱。热爱是因为有挑战性。投资不完全是科学，有艺术，有生活，不是能算出来的。”

　　“如果做得好，收入也很高吧？”我知道，基金经理收入在金融业里属于前列，但是个不宣的秘密。

　　“做得好的基金经理主要靠奖金，我们公司大约是工资的两倍。我相信基金经理的收入都超过了生存的需求。马斯洛说生存是最低要求，实现自我价值是主要的。”付勇回答。

　　一整天了，我奇怪付勇的手机从来没响过，一问才知道，为防止基金经理们在交易中坐庄和关联交易，证监会要求收盘之前上交手机，同时录音座机的电话。为防止基金经理们建立“老鼠仓”，还严格监控他们亲属的账号。

　　郑军恒坚信研究能发现价值。交易员王石认为，忍耐是一种美德，要管住自己的手

　　许多基金公司都在推明星基金经理，而东方基金公司打的是团队牌，他们认为团队制是可复制的，稳定性强。除付勇外，我陆续采访了两个重要部门的人员：研究部副经理郑军恒、交易部经理王石。

　　研究部是支持性部门，做基础性工作，由专家组成。他们不仅通过研究报告，更多靠实际调查对行业、公司、个股进行分析研究，选择好的股票放在基础、优选和精选三个股票池里，供基金经理选择。基金经理可以提建议，但投资时不能选池子外的股票。

　　初次见到郑军恒也是在收盘以后，他和付勇年龄差不多，也许因为搞研究的缘故，显得更老成持重一些。

　　“研究员和基金经理有什么不同？”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