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多年的沉寂后，刚刚恢复发展的基金业会否因为“老鼠仓”等违规交易行为而再次陷入困境？以“唐建事件”为代表的“老鼠仓”问题的出现，究竟又有着何种深层次原因？除了完善法规、加强监管外，为防范、打击“老鼠仓”还能做些什么？针对上述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基金法起草工作组首任组长，著名业内专家王连洲。
　　
　　“唐建事件”暴露基金业深层问题

　　本报记者：“唐建事件”曝光后，引发了业内外强烈震动。社会各界对“唐建事件”表现出了空前的关注，“老鼠仓”现象成为众人热议的话题。您认为，“唐建事件”为何会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响？

　　王连洲：“唐建事件”在当前本应是一个见怪不怪，并非个别特殊的事件，比这更为复杂严重、更为令人触目突破法律底线的事情也许还不少。而“唐建事件”之所以被炒得沸沸扬扬，受到业内甚至社会如此的关注、众人热议，我想主要是此类问题，毕竟是伤及市场公正和其他基金投资者利益的一种违法违规、有违职业道德行为，人们不时议论过、谴责过、愤慨过。而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曝光和受到严肃查处的却很少，为此而付出高昂代价的则更为罕见。如今看到监管部门真的严肃起来，并以重拳出手整治，社会难免不顿生一种较为强烈的回肠荡气的反映。人们深知，有关方面如果不对诸如“老鼠仓”一类损人利己、破坏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的恶行，给以坚决而认真的揭露和惩处，那就是一种失职，就是对市场内在公正需求的伤害和漠视，实质上也是对利用职权牟取非法暴利的一种放纵。

　　本报记者：近期，不断有基金经理或基金公司高管人员辞职的消息传出，对查处唐建一事也各有看法。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王连洲：应该说，在当前曝光和查处“老鼠仓”，对于稳定、巩固证券基金市场规范发展的基础，净化基金市场环境，增强投资信心和热情，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必要性。惩处“唐建事件”的意义在于：一切利用职权牟取非法利益的行为，都要面对一定的风险，付出一定的代价，有的可能是终身都要引为遗憾的代价。对“唐建事件”处理的社会反映，据说同为基金经理行的，或者因同类的嫉妒而幸灾乐祸、弹冠相庆的；或者因兔死狐悲而黯然辞职，一走了之的；或者因种种其他原因而引发更为深层思考和联想的。自然也有的把基金经理的频繁移动，更视为一种常见的现象，归因为激励机制的缺陷。有基金经理说，为投资者赚了多少亿，而自己只得到了几十万、上百万的奖励酬劳，如果是操作私募基金可能收益上千万。其实这种考虑未必十分周到和恰当。牛市中上述情况不是没有，甚至不少，但在熊市几年中，私募基金管理者跳楼上吊、灰飞烟灭的也不稀奇。谁能保证自己在股市的汪洋大海中，就永远那么福大、命大、造化大？

　　我始终认为，富有高度事业责任心，一向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珍惜声誉如命的基金经理，在这个时候一定会处之泰然，既不会幸灾乐祸，也不会对监管层惩处“老鼠仓”产生丝毫的抵制情绪，更不会做出一些给监管层面施压的表示。事情很明显，如果真的如唐建一样，违反法律法规的禁忌，突破了法律法规允许的底线，即使辞职走人，事情也不会那么轻易的自然了结。可以相信，证券市场决不能成为凭着违法违规甚至违法犯罪而发财致富的天堂和乐园。如果对此现象熟视无睹，麻木淡漠，那何谈市场对于遵纪守法者的公允、公正和公平。“唐建事件”的处理，应当使广大投资者充满信心，监管部门对其他类似唐建的人，会始终保持一种临战姿态和警觉性，有决心、有能力、有手段，不辱使命，会认真地发现一个，查处一个。维护“三公”原则，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应当始终成为监管层面义不容辞的职责，工作议事的重中之重。
　　
　　三大原因导致“老鼠仓”屡禁不止

　　本报记者：针对包括“老鼠仓”在内的违规交易行为，不仅相关法律法规已经做出了明确的禁止规定，监管部门也将其列为重点监管、打击对象。然而，这类行为却屡禁不止，其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王连洲：“老鼠仓”是有关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不惜伤害其他投资者利益，为自己和亲朋好友牟取暴利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它和其他诸多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闻起来臭，人人喊打；吃起来香，前仆后继，治理起来确实有一定的过程和难度。

　　难度之一，这首先来自于人的自私贪婪的本性，巨额盈利的诱惑力，会足以引发一切违法违规甚至违法犯罪的冲动发生，会摧毁市场良心一切可能的防线。

　　难度之二，从目前情况来看，相应的证券法律法规不是没有规定，而是没有严格而认真执行的习惯。证券法、基金法以及有关的规章都有类似的规定，即证券基金从业人员应当勤勉尽责，诚实守信，在任期或者法定限期内，不得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也不得收受他人赠送的股票。不得从事损害基金财产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证券交易及其他活动。有的基金公司也根据证券法和基金法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文件规定，要求员工在公司任职期间，不得从事损害基金财产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证券交易及其他活动，不得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他人谋取不当利益，不得进行利益输送；不得买卖境内公开发行的基金。这些白纸黑字的规定，不能说不明确，也不能说一点作用没起，但客观来说执行得不太好，作用有限。当然，有些规定是否科学和适当，是否违背了客观需求，那是另外的问题。

　　难度之三，就是监管体制和机制方面存在缺失，监管力度远远不够。这主要表现在制度规定的不具体，操作性不强；监管机构的人员、体制、机制、权限、手段等不适应规范发展市场的需要；基金公司对于基金经理的教育和管理，仍存在薄弱环节；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以及司法判决举证困难；查处不及时，执法不严，违法违规成本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