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网[www.fundatchina.com]讯：对此，许多人会说，是QFII，因为自他们合法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以来，其“价值投资”理念便领导了整个中国投资界，可以说，QFII充当了中国股市的“精神领袖”；也有人会说，是公募基金，因为自从“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以来，基金对股市的引导作用便无人可替，其逐日庞大的资金成了股市的中坚，其资金流向也成了股民必看的重要航标，至少公募基金堪称中国股市的“实力领袖”。

　　然而，除了今年三月后有媒体会逢迎一般称“散户是中国牛市的主力军”之外，谁都知道，中国股市的另一重要角色便是私募基金。虽然在之前的四年大熊市中私募基金几乎彻底崩溃过，但2005年中旬之后，私募基金便重新集结力量，开始了他们的复苏之旅，而在2006年5月牛市确立后，私募基金便更如雨后春笋，在中国遍地开花，以至于在北大经济中心举办的“2006投资论坛”上，中国证监会研发部主任祈斌先生都在大讲私募基金阳光化的问题，称证监会也正在“积极探讨和研究”这一重大问题。

　　由此而论，私募基金阳光化看来的确已成时间问题，也就是说，这一代表中国民间资本力量的金融工具正在被官方承认，也已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然，到目前为止，它还是“违法”的，还是处在“灰色地带”的法律边缘之舞者。

　　事实上，私募基金合法化的道路是一波三折的。此前，和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一直奉行“一大二公”且不遗余力的“反私斗私”一样，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股份制的大力推进让私产保护最终写入了宪法，但在中国开放之旅的最后一个堡垒——金融领域，“私”却是禁止的，不仅私人银行、私人融资等等受到行业壁垒、相关法规的排斥，即便是私人为了正当的用途而擅自集资，也会受到严厉的打击。上世纪之前的中国，成规模的私人集资不论是公益性的还是诈骗性的，统统被政府查抄罚没，而到了新世纪的2003年，河北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还因从农民高利率集资而受到法律指控，从而引发了当年的社会热议。虽然孙大午案最终并未让大午集团遭遇灭顶之灾，但法院“判三缓四”的判决却无疑还是让孙大午元气大伤。

　　当然，在那时，毕竟全社会对具有“公益”性质的私募资金已经宽容了许多，所以孙大午尽管受到打击，但他却奇迹般地成了各类经济论坛的热门嘉宾，也表明了中国私人集资的社会舆论环境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事实上，在另一个“看得见的手”很难伸入的地方，私募早已以私募基金的形式大行其道。这便是本文所讲的重点：私募基金。

　　这是一群神秘的人，这是一个神秘的地带。自从中国股市诞生以来，他们便已经存在，十余年来，他们或因操作得到而飞黄腾达，成为一方富人；或因操作失当以及时运不济而倾家荡产，甚至流离失所。总之，什么样的传奇故事都有，什么样的骇人传闻都有，且各有各的说法和归宿。然而，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大量存在于中国民间，它们不被中国的法律保护。私人契约成了法律文书的替代品，私人间的诚信或质押成了它们的“保证金”。

　　但逐利的诱惑是强大的，所以中国私募基金不仅能顽强地存在，而且还能蓬勃地发展壮大，以至于如今一说起私募基金，人们都能感觉到它的力量——中国证券史上最著名的“宁波敢死队”是私募，06年开始的超级牛市中呼啸股市且让证监会丢尽颜面的杭萧钢构主力也是私募。

　　可以看出，它们的操作有众多的不规范，但你却不能不承认它的强大和凶悍。而在承认它的存在以及力量之后，却没有人能真正统计出它的准确数字。作为研究机构或研究者，谁都想回答这一问题，但谁的回答也只能归结为“大致推测”。

　　早在2001年3月，作为我国传统的“证券业三大报”之一的中国《证券时报》便推测过私募仅仅的规模，结论是1000亿。但很快，有人反驳认为其时的私募基金资金量至少在2000亿到5000亿，早已超越了当时沪深两市的封闭式基金总量。

　　而到了2003年的一次研讨会上，经济学家夏斌发表了当时流传甚广的《中国私募基金报告》。在该报告中，夏斌推测中国当时的私募仅仅规模“达7000到8000亿元，接近于沪深两市市场流通市值的一半。”其后，这一数量再度攀升，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国刚甚至推断，中国私募基金规模可能在8000亿至9000亿元左右。

　　这就是说，即便按照保守的估计，中国私募基金的规模也已接近万亿，而照此趋势来推测2007年的状况，则私募基金规模可能早已攀升到了数万亿的“高度”！因为按照笔者的看法，在今年，中国正在经历实实在在的“资本大革命”，空前的财富效应早已掀动了“全民炒股”的热潮，更何况是嗅觉灵敏的私募基金了。从坏的方面讲，这场“资本大革命”会因前所未有的疯狂而可能最终引发崩盘，而从好的方面看，这场“资本大革命”无疑会激活中国人的资本意识、投资意识和财富归属意识，并最终繁荣依旧“非法”的中国民间金融业。

　　这股力道是强劲的，以至于笔者都有些恐惧，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依然是一股暗潮，连政府都无法准确估计这股暗潮的力量。但它澎湃而来，桀骜不驯，且和自由资本主义思潮携手并进，使得传统的“堵”的方法已经基本失灵。在股改抚平了资本的平等权利之后，资本寻求自由的天性开始发威，并在股市上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奇迹”。

　　过去，股市投资者经常会看到关于“宁波敢死队”的报道，因为上海梅林等“网络概念股”的飙升据说便是他们所为，而据记者调查，活跃的资金都集中于银河证券宁波和天一证券宁波解放南路两大营业部。虽然“敢死队”由此得名，表明上也只是表明这两大营业部的活跃，但“敢死队”集中于宁波，也正好体现了我国江浙富裕地区民间资本的充裕和需求出路的强烈冲动。当然，以投资公司、信息服务公司、财务顾问公司甚至各类实业投资公司等名目而存在的私募基金数量更为庞大，分布更加宽广，甚至在中国偏远的西北城市兰州，都诞生了中国最大的证券黑市以及最大的私募基金——2007年四月，注册在兰州金轮大厦的五家神民公司突然出现在上海汽车等6家上市公司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总市值将近50亿元人民币，从而催发了市场一片惊呼。而在记者其后的调查中，这起被成为“兰铁案”的私募基金涉案金额竟然高达上百亿。原兰州铁路局总经济师张宁等6人以“兰州铁路局财务处或兰州铁路局资金结算中心的名义”导演了这起非法集资大戏，而最震惊的“人”，便是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当局。

　　显然，在这起案件中，合不拢嘴的还有那些参与非法集资的铁路员工等等具体个人，因为他们甚至还不知道私募和公募的不同，还不知道私募的风险何在，此前还在为集资者许诺的高额回报弹冠相庆。他们只知道在中国央行政策和通货膨胀压力之下，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已经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而合法的投资理财渠道在国内却很少。除了国债便是股市，这便是他们必须直面的“投资环境”。为此，他们不惜冒着高风险加入私募基金，也不得不在忐忑中期待自己的那份高于银行利息的私营回报。

　　这便是私募基金在中国民间能够风起云涌的市场基础。虽然投资管理在法律上并不被禁止，但非金融机构发起私募基金在中国国内却冒有“非法集资”的巨大政策风险。这意味着你的投资一旦发生问题，法律却不能成为你的维权工具。也正因如此，有识之士才不断地吁请政府给于私募基金以合法地位，尽管到今天笔者动笔为止，这方面的法规仍如石沉大海。

　　但显然，民间私募基金阳光化已是大势所趋。这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式“资本大革命”的必然产物。毕竟，市场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强势崛起，给于合法资本同样的待遇，同样的权利，同样的保护，本便是市场经济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