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刚才听了三位专家的意见，感觉到股改在迅速推进的同时的确暴露出不少问题。作为专家，你们认为截至目前，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华生：很多积极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一些政策没到位。

    刘纪鹏：是啊，现在不少问题是我们早就多次在不同的场合通过各种方式提醒过多次的啊，比如当初预料到在单一送股模式下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都一一成为现实，而且这种格局还不是短期能够突破的。

    我一直说预设可流通底价的模式是对价未来的模式，在理论上的一个假设是非流通股在可流通的时候未必一定全流通，未必一定给股民造成损失。质量好的企业为什么能够达到可流通底价呢？因为股价一旦和大股东的利益挂钩，大股东就愿意千方百计地发动各种资源来提高利润。

    有关部门的领导也多次提到要通过股改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股价挂钩就是前提。这个市场只有一个东西是两类股东高度共识的，就是股价。股改的模式如果实现了双方共同的诉求，自然会被双方都接受。所以预设可流通底价适合有增长潜力或者质量较好的企业。我认为至少有600~700家上市公司适合预设可流通底价的改革模式。

    对于效益差的企业股改，我当时的建议是采用缩股的模式，这两种模式都可以带来股价上升。我预计缩股的公司大概有300家。剩下的企业就可以搞权证、或者“三结合”的模式。可惜至今这些建议都没有被采用。现在已经股改的200家企业96%都是单一送股，其他的模式也就10家左右。

    华生：我非常赞同刘教授讲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核心是价格，不是时间。包括当时我提搞认沽权证，都是围绕万一股价跌了该怎么办设计的解决方案。而最终推出的方案却是认购权证，认购权证是解决涨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为什么大股东愿意搞认购权证？是为了顺利再融资，认沽权证是怕全流通后股价跌了要给流通股股东补偿的措施。搞认购权证的动机则是方便非流通股股东全流通后可以顺利融资，借着股权分置改革再融一把资。操作取向完全搞颠倒了。

    我认为现在学界说话少的原因就是出现的问题都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具体操作的问题。在操作中某些力量占据了上风，执行就出现偏差。

    严厉遏制“老鼠仓”的投机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需要预警的是，由于具体技术操作中的设计隐患和执行偏差，导致改革成本上升，而在现实中，一些既得利益者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信息和资本的博弈优势，从中反复投机，捞取好处。实质上，他们一端剥夺流通股股东的合理利益，另一端侵吞国家救市的资金。而这种“老鼠仓”的势力在制造和投机这些漏洞，剥夺国家和股民的巨额合法利益，在经济上巧取豪夺，搞得股改一片乱局之后，他们或他们的代理人就很可能堂而皇之地出场，颠倒黑白，将被他们剥夺去的，也就是国家和市场额外支付的改革代价嫁祸到改革者身上，进而否定改革方向，在舆论上“清算”。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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