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文化与中西对比一理财就是生财、聚财、用财
■ 主撰 刘传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爱财，更当治之有道。
——孔子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说到财富，古往今来，多少人为它的光芒四溢而晕眩。所以，孔圣人又说：“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这个“道”，不仅是一般人理解的合法之道，更是生财之道。正是在人类尝试以各种“生财之道”追求财富的漫长历史中，投资基金，像黄金海洋中的一座岛屿，逐渐浮出水面，成为工业文明时代开启财富之门的新的金钥匙——强大的资本市场中重要的一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基金之路就意味着财富之路。
其实，基金的主旨就是两个字——理财。何谓理财？理财不是攒钱。通俗地讲，理财就是“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应包括开源，即不断寻求合法赚钱门道，将个人资产不断升值；也包括节流，也就是科学地消费，不让个人资产无谓地流失。理财不等同于投资。理财的精髓在于用财之道，赚取钱财并妥善运用钱财。而投资则是使资产增值，帮助人们达到理财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投资只是理财的一部分。
理财不是富人的专利。对理财最通俗的理解，就是处理好个人的钱财。
“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
——《史记．货殖列传》 以家庭或个人（私人）致富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古代私人理财思想滥觞于春秋时期（公元前７７０年至公元前４７６年），初步形成于战国时期（公元前４７５年至公元前２２１年），到西汉中期（公元前一世纪）臻于成熟，其标志是司马迁的《史记》这一巨著的问世。《史记》尤其是其中的《货殖列传》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古代私人理财思想，是私人理财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先秦的经济思想在１７世纪和１８世纪曾对欧美经济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创造这些经济思想的先贤也不乏其人，其中吴越时期的范蠡就是代表人物之一。
范蠡是越国的上将军。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范蠡十分有理财头脑，是个有经济思想的人。他的主要理财思想之一是“劝农桑，务积谷”，之二是“农末兼营”，之三就是最为广泛流传的“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范蠡把握天时变动的规律，讲求节令，超前预测，捕捉机遇，适应市场。所以他的财富才能从“居无几何”到“致产千万”。
时至今日，如果我们能到无锡的太湖鼋头潴一带，则还可以在范蠡的故地凭吊这位中华古代谋财富的先行者的遗迹。太湖浩荡，湖光浩淼，让后人对此叹息不已。
中国理财文化的成熟则以《史记》的问世为标志。
司马迁认为，占有了一定量的资本，选择了谋生、经营的行业之后，能否经营得好，发财致富，还取决于经营者的聪明才智。他说：“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能者可以积累财富，无能者已有的财富也会散失。
不少思想家都认为勤和俭是致富的根本条件。韩非就认为，富者是由于“力而俭”，贫者是由“侈而惰”。而司马迁认为，单纯依靠勤俭，只可免贫，而不足以致富。他认为要想致富发大财，单靠勤俭是不够的，必须“用奇胜”。这个“奇”也就是出奇制胜的经营之术。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介绍了一些堪称为“奇”的经营之术。比如“白圭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弃取与一般人相反，当然属于“奇”，这是“用奇胜”的典型例证。
除了“用奇胜”之外，司马迁还强调“诚壹”，即专业化分工，这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的分工理论有共通之处。司马迁列举了当时在人们看不起的“小业”、“薄技”中出现的家财“千金”、“千万”、“鼎食”、“连骑”的富者，认为“皆诚壹所致”。“诚壹”就会对这个行业的市场需要、生产技术和经营方法日益精通，就会在“能”和“巧”方面超过同行，就会树立起远胜于同行的商业信誉，“诚壹”还会在捕捉信息和正确决策方面逐渐积累起较为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从而使自己具备“用奇”的条件和能力。“诚壹”和“以奇胜”体现了私人理财方法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西方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明对于西方社会理财思想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圣经》中指出， “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
正是在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特别是向美洲产业迁移中，大规模的委托理财的作为一种新的理财形式开始出现，现代的理财思想由此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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